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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亩“粮王”破产:土地流转风险有多大?
作者:李松 来源:半月谈 日期:2015-02-13

  在部分传统农区的土地规模流转过程中,一些新问题和风险逐渐显现出来,亟待破解。在土地流转加快、农资价格节节攀升、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下,种粮大户普遍感到资金吃紧。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,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。同时,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机服务、病虫害防治、市场信息、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严重滞后。

 

万亩“粮王”破产记

  从2009年起,重庆永川区农民梁自然租种了1万多亩粮田搞规模经营。为提高种粮效益,梁自然设计了完整的集约化生产方案:组建劳务合作社,解决无人种地问题;建立农机服务队,提高种粮效率;统一供种、施肥、植保,保证粮食品质……但这个看似完善的集约化设计却在现实面前碰壁,生产成本超过种粮利润,“粮王”累计亏损200多万元,最终破产。


规模种地集约经营,“粮王”开辟种田新模式


  梁自然是朱沱镇石对窝村村民,早年外出务工,回乡后搞起了稻米加工厂,年销售收入达2000多万元。他告诉半月谈记者:“搞大米加工,最烦心的就是要从一家一户收购稻米,粮源没有保障,稻米品种不一,优劣混杂,农药残留多,很难卖上好价钱。因此萌生了自己租地种粮的想法。”


  2009年初,梁自然租用永川区朱沱镇8个村47个村民小组、2632户农民的10663亩稻田,种植水稻,变身重庆最大的“粮王”。


  为种好1万多亩地,按照集约化设计,梁自然以村社为单位,组建了15个劳务合作社,梁自然负责统一提供农药、化肥、良种等生产资料,合作社完成劳务承包,负责育秧、抽水灌溉、施药、收割、晾晒等生产环节的劳务需求,由梁自然付给劳务费。


  为提高种地效率,梁自然还组织了30多人的农机服务队,负责统一种植良种、统一病虫害防治、统一施肥、统一机耕机收等。与劳务合作社提供的季节工、时段工不同,农机服务队是长年的专业队伍,每人每月工资有1500多元。


  梁自然自己不会种地,他专门聘请了8名农业专家做技术指导,月工资1700元。租地后,梁自然还专门注册了“道森”优质大米品牌。按照梁自然集约化生产设计,万亩粮田每年能提供5500吨左右的稳定粮源,而且通过统一良种、统一生产标准,建立品牌,还可大幅提高稻米附加值。梁自然说:“普通大米市价约1.2元/斤,而我生产的优质水稻,价格能达到1.7元/斤。如果通过集约化生产能达到无公害、绿色大米标准,价格还能翻番。”


  梁自然测算:土地流转后,平均1亩地投入成本约为960元。通过集约化经营,能在粮食生产环节实现收支平衡,在大米加工环节则能盈利。种植1万多亩水田,一年纯收入可达到200万元左右。


集约化、规模化处处碰壁,年年种地年年亏


  在规模种田的过程中,梁自然看似完善的万亩粮田集约化生产方案,一方面没能降低种粮成本,反而由于雇佣劳力成本猛涨,不断挤压种粮利润;另一方面没能解决田块细碎,单位面积投入高的问题,反而是租地面积越大,亏损越多。


  2009年租地之初,梁自然和劳务合作社签订的劳务承包价格为810元/亩,但由于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、供不应求,梁自然实际付给合作社的劳务报酬已经超过900元/亩。


  “租地种粮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农村劳动力很短缺。劳务合作社雇佣的大多是散工,如果价钱低了,他们宁愿外出打工,实际劳务价往往超过合同约定价,我们也没办法约束。”梁自然无奈地说。受劳务价格明显上涨影响,梁自然种地第一年就亏了50多万元。


  在西部丘陵农区,粮田高度细碎、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,梁自然组织的农机服务队功能大打折扣,没能发挥降低成本、提高效率的作用。


  “我流转的1万多亩地细碎分成了8500多块稻田,虽然有农机服务队,还有200多万元的农机设备,但也只能解决40%左右连片水田的机械化耕作问题。”梁自然说,剩下的田块农机服务队派不上用场,需要大量人力排工、排活,平均每亩成本增加2倍以上。各环节成本摊下来,比散户种粮还高。


  同时,梁自然流转土地配套的水利设施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,现已完全废弃。单是为了平整田块、整修水渠和田间道路,梁自然又投了200多万元,但这也只能解决不到30%田块的灌溉、机耕的需要。


  表面上的集约化经营并没能解决生产现实难题。2009年至2010年,梁自然平均每亩地成本投入近1400元,种粮持续亏损。2011年梁自然不得不把流转面积缩减到2900亩,但当年又先后遭遇冻灾、旱情,粮食减产超过30%,搞得农民土地租金没法兑付,还拖欠了20多万元工人工资和农药物资款。最后,梁自然种地累计亏损已有200多万元,不得不退出全部流转地,种粮以破产告终。


农业盲目投入需警惕,政策支撑体系待健全


  半月谈记者跟随梁自然再次回到他曾经转包的农田,看到有的田块已经种上了树木,有的则被改造挖成了鱼塘,还有不少土地荒芜,只是偶尔能见到一两个老农民在犁土翻田。看到这样的场景,梁自然连连叹息。


  为啥有了完整的集约化设计,种粮还是不赚钱,甚至亏本?梁自然经过反思认为,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:


  一是种地过分求大,盲目投资,没有真正做到适度规模经营。梁自然坦陈,当初是凭着一腔热情种地,没有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实际,也没搞风险评估。转包1万亩地平均每年投入都在1000万元以上,这已经超出了梁自然的经济承受能力。只要有一年经营亏损,就容易使资金链断裂,梁自然本人和农民的利益都会受损。


  二是政府农业补贴、农业金融、保险等政策性支撑体系建设滞后,使大户种地抗风险能力脆弱。


  规模种地,需要大量资金投入。规模种地以来,梁自然几乎天天为钱发愁。“政府农业补贴标准低,还经常拖欠。直到破产时,政府还欠我30多万元补贴款。”梁自然说,他三天两头跑银行贷款,但是很困难。农业项目投入形不成固定资产,不能抵押融资。自己只能到处筹钱,甚至借高利贷。


  “种粮以来,我几乎每年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,但灾情损失只能自己扛。”梁自然也经常跑永川各家保险公司咨询办理农业保险,但得到的答复都是“农业风险太大,公司不办相关险种”。


  梁自然认为,投资风险评估、社会化服务配套、政策性补贴、农业金融、保险等环环相扣,如果这些环节都能发挥作用,自己集约化经营可能不至于一败涂地。面对失败,梁自然仍不甘心,他还盘算着出去考察,准备再次包地种粮。

 


土地流转求大、求快,农业项目“垒”起了大户


 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,中央鼓励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,但是在实践中,“多大规模是适度”标准较为模糊。半月谈记者在各地调研发现,近年来一些地方提出大力推进土地流转,出现了一股求大、求快的动向,一些种养大户、家庭农场“虚胖”现象严重。


  在中部某粮食主产县,截至2013年,该县流转土地1000亩以上的农业大户有80多户、4000亩以上的有11户、1万亩以上的有3户,最大户土地流转面积近4万亩。


  采访中,基层干部坦言,大规模土地流转被领导看成衡量农业发展政绩的指标。虽然农业部门并不赞成土地大规模流转,但上级官员很推崇,因为“大项目”才是看得见的政绩。


  无独有偶,中部某农业大市也出现了类似土地流转规模过大的问题。据农业部门对土地流转项目分析来看,这个市一次性连片流转千亩以上的就有400多宗,面积近80万亩,占已流转面积近一半。不少土地流转项目在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“圈田占地有后患、规模过大有风险”等问题。


  当地农业局干部告诉记者,土地流转面积过大投入就大,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大,不符合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。一旦遭遇市场风险,容易引发生产波动,影响社会稳定。


  除了通过行政命令、下指标的方式“垒”起大户之外,有的社会资本进入农业时,对经营项目不熟悉,盲目认为流转规模越大、经营效益越高,资金、技术、人力跟不上,也很容易产生风险。重庆永川区种粮大户梁自然种粮破产后,不少流转的土地也被迫撂荒,形成巨大浪费。


  在重庆市农学会会长张洪松看来,土地规模经营风险较大,应该坚持的原则是,第一,土地是否流转、价格如何确定、形式如何选择,应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,不能用简单化的行政干预手段来推进流转;第二,严格设立社会资本入农门槛,对其经营能力、项目前景、预期风险进行有效评估,降低土地流转的风险。


“如果有专业服务,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”


 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,随着农地加速流转,各地种地大户不断涌现,但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技推广、农机服务、病虫害防治、市场信息、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。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,使不少农业大户不得不“自操自办”,甚至患上“大包大揽症”。


  “种地一年利润也就五六十万元,如果专业组织能提供低成本服务,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设备?”谈到自己花70多万元买了30多台农机种地的事,重庆彭水县联合乡种粮大户何世素话语中透着无奈。


  何世素农机作业“自操自办”,原因在于彭水县农机服务组织发展赶不上大户增长的速度。彭水县农委主任罗远江介绍,彭水县耕地面积超过70万亩,2012年种粮大户增长到118户,而目前县里只有1家农机专业合作社,农机具只有15台。“10家大户才能, 平分一台农机,能搞出啥服务?”


  在河南农区,农业大户也面临类似难题。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,流转了3000多亩地种高粱,他说:“高粱种植对播种技术、农药施用有很高要求,但县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,雇工大多是55岁以上的闲散劳力,很多人不会使用农机具,药物配比、机械喷洒,掌握得也不精准,农药残留经常超标。”为解决高粱植保难题,柳学友不得不自己组织起20多人的植保劳务队,育苗、播种、田间管理、收割、归仓,环环不落,都得亲力亲为。


  同时,随着农业市场化不断发展,种粮大户对专业服务需求也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服务向资金、信息、加工、运输等综合性服务扩展。相比于农机、植保等产中社会化服务,产前、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更显薄弱。


  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农民王福军流转了1700亩地,年产粮超过150万公斤。王福军说:“大户种粮最关心的是粮食收储、供求、粮价走势预测等专业市场信息。但现在这块服务基本上还是空白。”


“种粮患上‘贫血症’,不靠高利贷不行”


  在土地流转加快、农资价格节节攀升、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下,种粮大户资金需求量增加,普遍感到资金吃紧。为了种粮,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,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。


  “以前包三四十亩地,资金投入不多,还可以自己解决。但现在我土地转包面积已超过1200亩,每年投入接近150万元,种粮已经患上了‘贫血症’,不靠高利贷不行!”安徽省界首市芦村镇芦村农民王明杰说,“到信用社贷款很难,农民没有抵押物,没人给你贷款。”去年王明杰为了种粮,找遍10多家亲戚,东拼西凑才凑齐40多万元,最大的一户借了10万元,其余两三万元不等,每家每户都要挨个打欠条、签字盖章。显然,一旦遭遇天灾人祸资金链断裂,很可能导致破产。


  半月谈记者在各地采访发现,农业大户所患的资金“贫血症”较严重。仅以重庆为例,据重庆市农委专题调研课题组调查,全市1.7万个农业合作社融资需求近65亿元,目前获得贷款只有1.4亿元,需求满足率仅为2.15%。涉农贷款除了要支付银行贷款利息之外,一般还要额外支付担保费、抵押资产评估费、手续费等,涉农贷款实际成本高于城镇非农贷款。


  同时,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高风险性,决定了农业信贷项目风险高,不可预见性大,这与商业银行资产运行的安全性、流动性、盈利性需求产生矛盾。陕西省泾阳县中张镇西王村种粮大户张高民苦笑着说:“我去银行贷款,银行的人说,种个地贷什么款!”


  针对高利贷种地的难题,不少种粮大户建议,应对农民生产贷款实施基准利率,差额部分由财政贴息,从而刺激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。同时,从惠农、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,农民种粮应当享受基准利率甚至更低利率,国家可给予银行贴息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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